1992：古巴纪实•与卡斯特罗彻夜谈鸿岳资本
何新与卡斯特罗的彻夜长谈
哈瓦那革命宫（大理石宫）
左三何新，左二翻译何瑞鹏，左一陈大使，→右二卡斯特罗
2月27日晚上19点，卡斯特罗派车接我赴他的办公地，著名的哈瓦那大理石宫（革命宫）。外交部为我安排的西班牙语翻译何瑞鹏、中国驻古巴特命全权大使陈久长同行。
卡斯特罗在办公室迎接我，与我拥抱。他身穿草绿色的卡其布军服，质地厚实而板硬。卡斯特罗个子很高，可能比我高近10公分，因此当他拥抱我时，我感觉面对着一位巨人。
与卡斯特罗的谈话和晚餐持续进行了大约七个多小时，回到驻地已是凌晨四时。
我们的谈话内容非常广泛。有一部分在晚餐中进行，是关于古巴的美酒和美食，十分轻松。卡斯特罗推荐我喝古巴特产的朗姆酒，以及品尝多种发酵起司（奶酪）。
但是，交谈开始时，我犯了一个地理知识的错误。老卡问我温州在上海的什么方向。
我虽然是温州出生，但自幼离家，生长在北方，已多年没有回过老家，平时也没注意过这个事情。所以想当然地说可能在上海东南方。没想到，老卡实际是有备而来。
他立刻叫人拿来地图，指着温州说——在上海西南方，你的地理没学好。我只好尴尬地承认错误。
我总的印象是，卡斯特罗是一位极其睿智，反应极快的语言大师。他有丰富的感情，人道主义的同情心，洞察人心与人性。他言语坦率，善于直逼要害地提问。我们的交谈范围很广，涉及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历史、意识形态和人生。
卡斯特罗不仅阅读过我的一些著作（我的许多著作有英文版），而且似乎对我的人生经历颇有了解。
北京周报西班牙语版
那个夜晚我们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，毫无界限，包括：中国地理和农业，文化革命，中国改革，社会主义，宗教信仰，以及古巴经济与世界未来前景。
卡斯特罗问我，你是红卫兵吗？
我说当年是，我那时候是半大的孩子。但是我参加过造反运动。然而后来，我反对文化革命，变成保守派，还当过反革命。
卡斯特罗大笑，他说你知道吗？我自少年时候起一直是一个造反派。
卡斯特罗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古巴家庭。他的父亲本来是一个西班牙贫农。年轻时期来到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当兵。脱下军服后，老卡斯特罗在古巴购买荒地，建立了甘蔗种植园和榨糖厂，成为身家不菲的古巴富豪。
卡斯特罗有两个兄弟。他的小弟弟劳尔·卡斯特罗后来成为他的接班人、政治继承人。
他的儿子菲德尔·卡斯特罗·迪亚兹·巴拉特，是一位军人，也是核电站专家，我在去圣地亚哥的专机上曾经与他同机相遇。
卡斯特罗自嘲说：我也是造反派。我幼年就已胸怀大志，有革命情怀。我对我家种植园里做苦役的劳苦农民怀有深切的同情。因此，我造反的第一个对象是我的父亲。我13岁时就曾组织蔗糖工人闹罢工，要求我的父亲缩短他们的劳作时间，改善他们的待遇。
卡斯特罗告诉我鸿岳资本，他在青少年和大学时代阅读了大量英雄人物传记和著作。包括古巴民族独立先驱者何塞·马蒂，拉丁美洲的解放者西蒙·玻利瓦尔和何塞·弗朗西斯科·德·圣马丁·马托拉斯，以及马克思、列宁、拿破仑、加里波第和中国的毛主席的著作。
这些人物都是他心目中崇拜的英雄，影响和改变了他的人生。
1989年苏联与东欧发生巨变后，苏联和经互会国家切断了与古巴的经济往来。对古巴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。古巴失去了能源供应（石油和煤炭），粮食进口以及外汇来源。古巴小国寡民，资源匮乏，无法做到自给自足。
与此同时，美国认为消灭古巴社会主义政权的绝好机会已经降临，利用除直接入侵外的一切手段试图颠覆古巴政权。古巴国民经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。
这时，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对古巴施加压力，切断与古巴的经济关系。外部的冲击和各种压力，造成古巴国内思想混乱，对前途悲观失望。
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，卡斯特罗作为最高领导人，必须顶住各方面的压力，谋求坚持革命。另一方面，卡斯特罗也认识到必须进行改革以挽救党和国家。
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他研究了中国人民日报（海外版）和北京周报发表的我90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言论（有西班牙语文本），他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因此他指示古巴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与我交朋友，并邀请我来到古巴。
在这个夜晚的讨论中，以下有一部分内容在我的手记中，我此前没有发表过。
我告诉卡斯特罗，我不是共产党人，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，在中国甚至不属于左派。我的言论不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，不代表主流意识形态。
卡斯特罗对此感到有所不解。他说，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你的个人言论能够多次在中国的党报显要地位得到发表？
我说，这不是我自己决定的。事实上官方媒体如何决定的，我也不知道。报社只是有领导来向我约稿，我提供了稿件，然后他们问我是否同意发表？我当然很愿意发表，于是就发表了，如此而已。
卡斯特罗说，你的言论影响很大。我说似乎如此，但是我感到很意外。
卡斯特罗问：有没有人指示你应当怎样说和怎样写？
我说从来没有，绝对没有。我的所有言论和文字，都是出自我自己的独立的研究和思考。
卡斯特罗说，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本身是一个官方机构。在古巴，科学院也是如此。我们的学者是服务于国家的，他们的研究和写作是服从国家的。
我说，是的，在1980年代以前，中国的学术和思想也一直是这样。不存在独立思考和言论的空间。但是8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在学术和文化方面发生了变化。
现在有两种情况，一方面仍然有相当多的命题和选题，是体现官方意识形态和主流意图的，并且得到国家基金的支持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也允许一部分学者进行某些独立的、非主流的研究和发表某些个人性的言论。这是为了体现毛泽东当年说过的学术与文化的“双百方针”——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。
就我个人来说，我也是在社会科学院领工资的学者，工资是国家给的。因此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国家效力。
我说我的思想实际上是兼容并蓄的。我研究过马恩列斯的学说，研究过西方马克思主义。但是我也研究过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想，包括康德主义、黑格尔主义、罗素主义等等。我研究过主要的西方各种学说，包括存在主义、实用主义、政治民族主义、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，以及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。
我说我理解马克思思想有阶段性的演进和变异，早期马克思是人定胜天的革命浪漫主义者，中年是鼓吹革命而且参与组织革命的激进主义者，但是晚年（巴黎公社运动失败后）的马克思是现实主义者，是宿命的历史决定论者，认为人的意志无法改变历史规律。
我最崇尚毛与邓的实事求是学说，只坚持务实与实用主义的方法论。
卡斯特罗说，思想能够引导历史。古巴革命运动最早可以溯源于19世纪甚至18世纪，那时世界上还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。古巴的马克思主义也不纯粹鸿岳资本，有各种分支。现代古巴革命之父实际上是何塞·马蒂。
马蒂运动的基础是依靠工人阶级，主要力量是种植园农奴和卷烟业产业工人。他的纲领本质上是人道主义。如果遵循马蒂思想的轨迹，最终会导致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异途同归，导向一个社会主义纲领。
谈话由关于马蒂的人道思想，谈到宗教信仰问题。
卡斯特罗问我是否研究过《圣经》。我说我没有读过，中国基督徒很少。
卡斯特罗说，基督教中心思想是人道主义。在革命时期，我的很多战士是有天主教信仰的人。
卡斯特罗问，马克思，列宁，毛泽东，20世纪的革命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革命本身不是目的。革命是为了改变世界，改变人，改进人类的生活。
卡斯特罗说，如果有人称我为天主教教徒，我不会介意。如果不是从单纯宗教信仰角度，而是从社会学角度，那么我会说，在人道主义的意义上，可以认为我是信徒，奋斗来自我对于改善人类生活的信念和目标。
古巴革命已经改变了多数古巴人，特别是下层穷苦人的生活。革命以前，古巴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美洲小岛国家。除了甘蔗和雪茄，欧美人只知道古巴是妓女之国，盛产妓女。古巴是欧美有钱人玩乐的天堂。古巴曾经被称为加勒比大妓院。古巴在作为西班牙帝国殖民地的时代，许多庄园实行的是奴隶制度。直到20世纪初，古巴的某些种植庄园中还存在着农奴。
我们的革命改造了一切。革命驱逐了大资产阶级。革命后的古巴实现了全民免费教育，全民免费医疗。
在90年代以前，古巴的公共服务设施是南部美洲最好的。
革命后，我们的官员和部长没有特权。他们没有特殊住房，没有高工资，没有特殊收入和服务，除了参加公务活动高级官员也没有私人汽车。
古巴现在有一些私人汽车，主人是艺术家，运动员，工程师，他们的收入高于一般部长们。如果不是苏联和经互会解体，古巴的经济成就过去是我们感到十分自豪的。古巴在医疗科技、农业技术和一些领域的研究走在世界前列。
现在古巴面临的问题和严重困难，完全是美国对古巴的全面经济封锁造成的。
我问老卡，为什么古巴不设法突破封锁？为什么古巴不设法和美国以外的欧洲日本公司做生意？
卡斯特罗说这目前是不可能的。不是古巴不想，是因为存在连锁制裁制度。世界的任何一个公司与古巴发生贸易往来，就会进入美国黑名单，被踢出美国主导的金融和贸易体系。
谈到古巴遭遇的严重经济困难，我说，既然美国的封锁是造成问题的主要方面，那么总要寻求一种方向，超越封锁，走出去。我还说，古巴能不能寻求妥协？能不能与美国缓和关系？对抗，对于古巴不是可以持久之计。
我还说，古巴谋求实现粮食自给显然是必要的。根据中国解决粮食困难的经验，需要对内开放农产品自由市场，解放农业生产力，让农民发挥自主性，让农业经济活起来。
卡斯特罗知道我会见了古巴的一些经济学家。于是我谈到我对传统苏式政治经济学的批评。
我说古巴经济学家也是苏联东欧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派，这个学派理念受束缚于各种教条主义，很难理解现实经济问题。例如通货膨胀问题。我认为古巴并非没有通货膨胀，票券经济，黑市票券价格，反映的就是变相的通货膨胀。
卡斯特罗对此没有发表意见，他在沉思。
我们那一晚上的谈话是如此投机，以至于最后卡斯特罗非常诚恳地建议，问我是否愿意多留在古巴一些时间？我说我非常愿意。但是有一个小问题，我不适应西餐，我吃不惯西班牙式的食物。在这里天天吃西餐，让我想家了。
卡斯特罗看看中国大使，说这不会是问题。我们可以聘请中国的厨师。
我笑了，说您这样诚意的邀请，是我毕生的荣幸。但是这个事情我说了不算。
我们的晚餐和畅谈，一直持续到凌晨，接近四点。
临别之际，卡斯特罗让工作人员拿来了一部特制的、仿古的羊皮书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》，亲笔签名后，赠送给我。
卡斯特罗签名赠送羊皮书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》。
珍贵的著名的手工版羊皮书
卡斯特罗签名版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》
我知道，这是一件极其珍贵的礼物。
【《历史将宣判我无罪》（La Historia me Absolverá），卡斯特罗最著名的著作。是菲德尔·卡斯特罗于1953年10月，在古巴蒙卡达地区法院的审判法庭上发表的自我辩护词。卡斯特罗以律师身份担任自己的辩护律师，这一演讲被记者玛尔塔·罗哈斯（《蒙卡达审判》一书作者）现场记录下来。】
在我离开古巴的最后那一天，古巴主人送来了一个鳄鱼皮公文箱，两盒名贵的雪茄，一套抛光彩色大理石的烟具，还有一箱朗姆酒。主人告诉我，这是卡斯特罗给我个人的礼物。我的确感到受宠若惊。
【附记】
2016年11月25日，卡斯特罗逝世，享年90岁。
菲德尔·卡斯特罗是20世纪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国家元首。
他作为对手曾与十个美国总统搏战——艾森豪威尔（Eisenhower）、肯尼迪（Kennedy）、约翰逊（Johnson）、尼克松（Nixon）、福特（Ford）、卡特（Carter）、里根（Reagan）、老布什（Bush Padre）、克林顿（Clinton）、小布什（Bush Hijo）。
他遭遇过600多次刺杀，但是大难不死。
卡斯特罗好客，豪爽而且慷慨。他的确是天才人物，具有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，是改变过世界的巨人。
卡斯特罗去世后，我查阅与他为朋友的各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名单，包括：
萨特（Jean-Paul Sartre）、西蒙·德·波伏瓦（Simone de Beauvoir）、海明威（Hemingway）、格林（Graham Greene）、米勒（ArthurMiller）、·聂鲁达（Pablo Neruda）、若奥·亚马多（JorgeAmado）、奥斯瓦尔多·瓜亚萨明（Oswaldo Guayasamín）、亨利·卡尔捷-布雷松（Henri Cartier-Bresson）、胡利奥·科塔萨尔（JulioCortázar）、何塞·萨拉马戈（José Saramago）、加夫列尔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（Gabriel Garcia Márquez）、爱德华多·加莱亚诺（EduardoGaleano）、奥利弗·斯通（Oliver Stone）、诺姆·乔姆斯基（NoamChomsky）等。
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，古巴以一个弹丸之地的小国（10万多平方公里，1100万人口），影响世界政治，与美国对抗几十年年，但是美国始终无法打败古巴，没能消灭古巴革命，甚至连改变古巴的发展方向也做不到。 20 世纪波澜壮阔的世界历史中诞生了几位神话般的传奇人物。卡斯特罗身列其中。
还有一点令我印象深刻，在古巴的日子里，事实上我很少看到卡斯特罗的个人肖像。
在与古巴普通人的接触中，我感觉到他们对于卡斯特罗的敬仰与爱，那是一种宛若对父兄、长者的出自内心的由衷敬爱。
对于许多古巴人来说，卡斯特罗是神一般的存在。
▲人民日报对何新访问的报道
（2020-12-0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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